手工技艺传承视域下民族地区妇女的代内流动 ——以黔东南州丹寨县排倒莫村为例
摘 要：民族地区妇女的社会角色变迁和社会性别关系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缺乏对她们代内流动过程的研究。通过对黔东南州丹寨县排倒莫村26位妇女的半结构性访谈和现场观察，发现她们在蜡染手工技艺从规范文化到商品文化的文化构建中，通过母亲的口传心授和自身文化知识的再学习，经历了规范文化下的初级社会化和商品文化下的次级社会化两个阶段。她们以蜡染手工技艺为地方性知识，从农民变为了手工企业或合作社的专职画娘，获得了职业流动，也获得了“乡村艺术家”的美誉以及对家庭经济收入的主导，实现了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之间的高度对称，促进了她们的代内向上流动，这为我国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关键词：代内流动；手工技艺；少数民族地区妇女；职业流动；排倒莫村
龙良富 黄 英
作者
自党的十八大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脱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到2019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551万人，但未脱贫人口中，民族八省区达到119万人，约占全国总数的21.6%。因此，民族地区农村仍是我国未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中，妇女约占总数的45.8%，而民族地区贫困妇女的比例远高于此［1］。受自然环境、客观社会结构及个人主客观因素等的影响，民族地区妇女往往既缺乏改变自我现状的人力资本，也缺少参与公共事务的话语权，导致她们滞留在低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和低社会服务的“三低”生活环境中［2］，处于家庭及社会的边缘位置。虽然当前我国有很多政策对她们展开精准扶贫，但她们的社会流动主要还是取决于她们是否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挣脱先赋因素的束缚。
在我国民族地区，重男轻女的传统陋习使得女性很难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这使她们长期被排除在薪资劳动之外，难以获得和男人平等的发展机会［3］。随着市场经济特别是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民族手工艺品逐渐走向公共领域，传统应用于生活生产的刺绣、蜡染、编织等手工制品受到市场青睐，民族地区妇女成为地方活态文化的展示者，从小积累的祖传技艺成为地方性知识，不仅为外来者提供了某种地方文化表达，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她们经济参与的能力和范围。民族地区妇女如何通过世代传承的手工技艺来促进自身的代内流动？本文将以伯格和勒克曼提出的个体世界建构模型，对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杨武乡排倒莫村妇女的代内流动进行研究，为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一、文献综述和研究视角
（一）文献综述
当代女性主义社会学将“社会性别”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引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性别在女性主义者那里不仅作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个体或群体的身份标志，而且作为社会的人受制度约束以及进行行为选择和价值评判的依据［4］。虽然基姆提出运用国家权力来确定少数族裔男女同样的标准［5］，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国家的少数族裔妇女具有少数民族和女性的双重身份，她们仍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6］。由于少数族裔妇女普遍受教育程度低，长时间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一些欠发达国家的少数族裔妇女每天需劳动12-16小时［7］，而社会活动几乎全部由男人承担，形成了夫妻之间的公私领域分化，导致她们在经济以及家庭上的从属地位。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很多国家的少数族裔妇女开始利用各种机会走向社会，改善她们处于社会边缘的现状，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她们的代内流动。如部分非洲裔澳大利亚移民和难民妇女利用成人教育来培养自身融入更广泛的澳大利亚社会的能力。在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业成为当地妇女重要的职业转化平台，她们在参与旅游业过程中，与男人在体力上的差别变得不那么重要，相反，妇女与生俱来的细心周到、善于沟通的性格在旅游服务中表现出优越性［8］。她们在参与旅游业的实践中，在发展初期作为主要从业人员积累创业经验，并在微型企业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创业的主要人群［9］，展现出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力与创造力。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民族地区出现了大量进行手工艺品制作的家庭作坊、小微企业、专业合作社、公司等组织，这些组织将地方文化传承与妇女脱贫联系起来,不仅契合了她们的利益及情感,也为地方经济发展项目找到了方向［10］。
从当前的研究来看，国内外少数族裔妇女主要通过教育或旅游业来促进她们的代内流动，但至今没有学者以代内流动及相关理论对她们的社会行为进行研究。民族手工业发展对当地妇女的影响开始受到关注，但当前相关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手工艺品合作社,而合作社的主要负责人一般为非遗传承人或外来投资者，因此，对当地普通妇女的职业流动就缺乏关注。鉴于此，本文将以代内流动理论为基础，通过“文化建构—自我建构—社会建构”的思路，探讨民族地区妇女代内流动的过程，为民族地区妇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二）研究视角
社会学家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勒克曼认为个体与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关联，在此理念下提出了个体世界建构的三阶段：文化建构、自我建构和社会建构［11］137。文化建构是为了建立秩序和意义，人们创造出工具、语言、观念、行为准则、习俗等，以决定如何处理个体和周围世界的关系［11］137。自我建构指受前人创造出来的工具、观念以及行为准则等的影响，个体通过与世界的互动融入社会的过程。社会建构是指经过前两个阶段后形成的社会互动、集体行为所需要的可预测性及秩序［11］137，实质是指我们与周围世界的相互关联的方式，即社会结构。三者之间呈递进发展关系，文化建构作为客观现实的发展过程，影响个体参与社会的辩证过程，个体通过社会化进行自我建构，与社会进行互动，最终决定了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
个体世界建构的三阶段模型强调宏观社会与微观个体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实质上将个体的代内流动分解成了三个阶段：首先，客观世界的变化促使个体生活的外部环境由封闭型社会逐渐向开放型社会转变，为代内流动提供了社会发展条件；其次，客观世界的变化促进了个体和客观世界的互动，促使个体进行自我建构，带来了职业流动；最后，职业的流动带来了经济收入和社会声誉的变化，促进了个体社会地位的变化。由此形成本文对手工技艺传承下民族地区妇女代内流动的分析视角（图1）:民族地区的传统手工技艺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被重新建构，导致社会变迁，客观上为当地妇女提供了从事手工艺品制作工作的社会现实；她们以从小掌握的传统技艺为中介，通过职业流动进行自我建构，最终获得社会地位，促进了个体的代内流动。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案例
排倒莫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扬武乡东南，属于苗族中的“白领苗”支系。排倒莫村是中国蜡染艺术的发祥地之一，被称为“蜡染艺术之乡”，当地蜡染艺术被誉为“东方第一染”。至今全村共成立了1家蜡染手工企业和9家合作社，这些企业和合作社以“公司+合作社+农村贫困妇女”或“合作社+农村贫困妇女”的方式组织当地妇女进行蜡染生产，600余名妇女成为企业员工或合作社成员，约占全村妇女劳动力的50%。另有部分妇女成立了蜡染作坊或独自接单生产。当地妇女凭借蜡染手工技艺走出了大山,转变了身份，也提高了经济收入。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半结构性访谈和现场观察的研究方法，通过考察民族地区妇女的职业变迁和社会地位变化来了解她们的代内流动情况。2019年8月1日至23日，笔者对排倒莫村以及蓝锦染艺和宁航蜡染两家蜡染公司进行了调研,并考察了丹寨万达小镇的蜡染店铺。对部分出生或生活在排倒莫村的妇女进行了访谈，并对部分合作社、企业的生产现场进行了观察。共计访谈了26人，其中公司负责人1位、合作社负责人2位、作坊负责人3位、公司员工15位、合作社社员4位、作坊员工1位，年龄在31～61岁之间。根据研究的问题,对所有材料中的学习、上班、变化、收入、流动等关键词进行了开放式编码，以更加全面地掌握当地妇女的生活和职业变化。
三 、社会化：手工技艺文化建构下
排倒莫村妇女的自我建构
蜡染手工技艺在社会变迁中从一种规范文化变为商品文化，对排倒莫村妇女的思想意识、社会行动等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而促进了她们的次级社会化。
（一）蜡染手工技艺的文化建构：从规范文化到商品文化
1.规范文化：体现为一种施加于行为之上的道德约束。规范文化是指我们所共享的行为准则，这种准则一旦被共享，规范就会为我们提供理所当然的指导，去决定可能做出的行动［11］141-142。对于传统社会中的排倒莫村妇女，掌握蜡染手工技艺是她们共享的行为准则，是一种规范文化。在传统的白领苗族生活中，并不存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关系，手工技艺的价值仍传递与呈现着这个族群对于世界与生活的千年感知，是一种施加于行为之上的道德约束，掌握传统技艺仍是融入民族生活的重要内容。所有的女人从小就跟着母亲或长辈学习如何织布、点蜡、染色，并将蜡染后的布料做成衣服、床单、被面、寿被、小儿包被等。蜡染技艺成了评价当地女孩是否聪慧能干的重要标准，当地人喜欢说“无技女人难成婚”，不会做蜡染的妇女是被人瞧不起的，甚至找不到婆家，这种评价标准使她们的行动变得可以预测，为她们提供了秩序的规范。
2.商品文化：生产性保护下蜡染传统技艺的“原真性”展现。随着市场经济，特别是旅游业的高速发展，蜡染手工艺品这种主要用于自给自足的传统生活用品成为一种特色文化商品开始走出丹寨，走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外来投资者以及本地传承人为主成立的蜡染手工企业或合作社随之蓬勃发展，生产出大量符合市场需求的蜡染手工艺品。虽然现代主义思潮以新、奇、特且不断变换的形式，势不可挡地向各种文化领域进军，但排倒莫村蜡染仍以传统技艺为主，强调在保持“原真性”的基础上融合大众消费市场的需求，进行适当创新。她们生产的手工艺品从传统的样式转变为更加符合大众审美情趣的款式，如将便于生产活动的宽大传统苗族衣服设计改为紧身的连衣裙，同时生产传统蜡染制品中不曾有的手提包、壁挂等产品，但苗族蜡染世代传承的图案和纹样基本保持不变，仍主要取材于自然及民间习俗，如大自然的花卉、民族的图腾龙等，其中丹寨蜡染最为经典的水涡旋纹“窝妥”图案在各种产品中均有出现。合作社负责人YL对此表示：“我们的订单主要来自香港等高端市场，他们就喜欢我们传统的图案，蜡染手工艺的价值就是保留了我们民族原汁原味的东西。”传统蜡染技艺为当地手工企业或合作社制作的现代生活用品赋予了灵魂，代表高端的商品文化。贝尔认为，为了赢取经济效益，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中通常会不遗余力地变换自己的形式，挖空心思以各种奇特的色彩和形象去刺激人们的感官，以便引起大众的视觉注意和感觉兴奋［12］151。丹寨蜡染手工艺品仍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借助传统图案和纹样,展示白领苗族的生活方式和与其观念相关的独特趣味，形成自身的生产性保护模式，也形成了具有独特地理标识的商品文化形象。
（二）手工技艺文化构建下的自我建构：从初级社会化到次级社会化
在蜡染这种传统手工技艺从一种本地妇女的规范文化到商品文化的转变过程中，当地妇女也历经了初级社会化到次级社会化的发展过程，促进了其职业流动。
1.规范文化下排倒莫村妇女的初级社会化。社会化指将个体广泛地和持续不断地导入社会或其部分的客观化的过程，初级社会化是个体早期经历的社会化［13］108-109。在传统社会中的排倒莫村，每个女孩必须从小开始学习蜡染，历经规范文化下的初级社会化。母亲有义务向女儿传授蜡染技艺，此时母亲或其他女性长辈成为影响她们社会化，同时将生活世界传递给她们的“重要他人”。这些“重要他人”会选择与她们的人生经历相一致的方面传递给女儿，如公司员工LNH所说：“我从8岁起就跟着母亲学蜡染和刺绣，她画什么我就跟着在布面上构图，后来母亲教织布、染料制作、浸染，所有流程我就都学会了。”她们在母亲的指导下掌握了蜡染技艺，在获得他人认同的同时逐渐认同自身，获得一种主观上和其他女孩一样具有一致性且合理的身份，从而变成社会的一员。
伯格认为，父母以及其他“重要他人”是维持子女主观现实最重要的代理人，会选择与他们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相一致的生活世界传递给子女，不同阶层人的孩子会吸收不同阶层关于社会和世界的看法［13］109。排倒莫村的女孩也同样如此，她们不仅学会了母亲和其他长辈传授的蜡染技艺，也吸收了其关于世界的看法：作为一个女人，需一辈子为自己、为家人画蜡做衣服。她们的蜡染技艺水平不仅决定自己婚嫁时的荣光，也将在一定程度决定她们终身的幸福。村庄成为当地女孩蜡染技艺的竞技场，她们在农闲之余把时间都用在制作蜡染上，不断向长辈或技艺水平高的妇女学习，以提高自己的蜡染技能。公司负责人YF说道：“以前和村里的姐妹聚在一起，谈论的问题多是（蜡染）有什么新图案，图案应该如何画。”这种生活状态不仅是她们作为女孩时，也是她们婚嫁后的日常生活。蜡染成为当地妇女的规范文化，为她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指引。作坊负责人WZC说：“以前村里的女人，给自己画，给家人画、给女儿画，生老病死在村子里，这就是她们的一生。”
2.商品文化下少数民族地区妇女的次级社会化。次级社会化是任何随之而来的引导一个已经社会化的个体进入其所在社会客观世界中新的部分的过程［13］108-109。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丹寨蜡染因始终坚持传统手工制作而获得外面世界的认可，为维护蜡染的商品文化特征，组织当地妇女进行规模化生产是顺其自然的选择。虽然旁边的基加村、乌湾村以及排调镇很多村落的妇女也从小学习蜡染，但从调研情况来看，不管是蓝锦染艺还是宁航蜡染，正式的员工中都以排倒莫村的妇女为主，她们在初级社会化中被长辈认同的蜡染技艺也获得市场的认同，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1）市场需求下文化知识的再学习。次级社会化是制度或是以制度为基础的“亚世界”的内在化，但初期（2004年开始）加入合作社的排倒莫村妇女主要是教育水平低、几乎没有走出过丹寨的留守妇女，她们仍保留着千年的农耕生活惯习，没有任何“制度”的观念，这成为她们履行新社会角色责任和义务的障碍。公司负责人YF在刚开始经营合作社时，遇到了类似困境：“那时候（2004年）跟她们说好要怎么画一个东西，交货的时候你说不行，她们就说以前我们都是这样画的，凭什么不行。”市场经济对当地社会的不断渗透对公司或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个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画娘仅仅掌握传统手工技艺是行不通的，还必须吸收不同的认知，获取更多的知识。
伯格认为，初级社会化中内化的知识实体是半自动地赋予的，而在次级社会化中，它必须通过特殊的教育技巧来加强［13］116。排倒莫村妇女为胜任自己新的社会角色，积极参与当地政府以及合作社开展的文化知识培训。排倒莫村的大部分妇女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小部分甚至是没有上过学的文盲，最初她们绝大部分人都不会说普通话，对外面的世界几乎不了解，不仅难以理解公司管理制度，而且与客户交流都存在困难。对此，合作社负责人YF首先开始对当地妇女进行普通话培训：“我当时就请了几位老师到村里进行培训，教她们汉语，慢慢改变她们的观念和意识。”宁航蜡染负责人也告诉笔者：“她们基本都不识字，也不会说普通话，白天她们画蜡，晚上我就教她们看书识字，学习普通话。”目前，该公司墙上仍有汉语版的“祝酒歌”，要求画娘用汉语唱出来。虽然是一种被动的文化知识学习，但她们乐于参与其中，努力学好普通话。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她们对待陌生人都很友好，每问必答，而且能较为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在学会普通话之后，她们也逐渐意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积极参加由当地政府组织的各种培训，学习了市场营销、传统文化保护、设计排版等知识，拓展了她们对蜡染文化以及如何做一个现代画娘的理解。对于排倒莫村的妇女，知识文化的学习清除了她们与外面世界交流的障碍，增强了她们适应新角色的信心，也促进了她们的成长，很多当年在合作社或公司工作的当地妇女开始独立创业，成立了自己的手工企业、合作社或作坊。伯格认为，次级社会化的范围与特质是由劳动分工的复杂性及伴随而来的知识的社会分配决定的［13］115。排倒莫村妇女对各种文化知识的学习使她们获取了专门的角色知识，加快了她们的职业流动。
（2）现代社会分工中的职业流动。职业流动，即现在职业地位和初始职业之间的变化。在蜡染从一种规范文化到商品文化的发展中，排倒莫村妇女历经了从留守妇女到“画娘”之间的职业转变。对被调研的26位排倒莫村妇女的初始职业进行划分，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一直留守在家的妇女。她们年龄大致分布在42～60岁之间，由于要在家照顾公婆和子女而成为留守妇女，仍坚守着传统农耕生活。二是在外打工后回乡的留守妇女。她们年龄大约在42岁以下，曾经到过广东、浙江等地务工，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在外期间从事搬运、缝纫等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回乡也主要是负责照顾子女和公婆。市场化意味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质变和跃迁，社会的不断分工也使产品的差异化和个性化越来越明显，这为蜡染手工艺品生产创造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为排倒莫村不同年龄、不同生活阅历的妇女带来新的工作机会。当前，全村90%以上留守在家的适龄妇女都在从事蜡染，约有60%到镇上或县城成为专职画娘，她们因此过上了曾经想象的像城里人那样体面拿工资的生活。
职业流动是决定个体能否代内流动的核心，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职业地位相对上升、职业地位相对持平和职业地位相对下降。不管是一直留守在家的妇女,还是回归的务工人员，她们的初始工作都是当前社会的低收入和低层次工种，规模化的蜡染手工艺品生产让排倒莫村留守妇女从农民变为企业经营者、新乡贤或画娘，提升了她们的职业地位。对于排倒莫村留守妇女，传统技艺突出的成为各级别的非遗传承人，作为地方手工艺的代表被各级政府派到国内外表演画蜡，率先获得市场的认可和政府的政策支持而成为公司或合作社的创始人，如已经过世的WAY以及当前已经成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YF。贝尔认为,市场经济发展下，“经济冲动力”鼓动着人们奋力开发、勇敢进取的勃勃雄心［12］155。这种“经济冲动力”也是排倒莫村妇女力图要抓住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YF说：“我当初成立合作社，要从农村搬到镇上（杨武镇），没有钱，就卖掉了家里一头牛来买房子，公婆都坚决反对。”她们利用个人的影响来整合各种资源，发展蜡染手工艺品生产，使其成为丹寨手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柱，而她们自己身兼非遗传承人、企业经营者和新乡贤等多重角色。对于蜡染技艺水平相对不太突出的留守妇女，她们没走出过大山，思想保守，最初她们并不相信通过蜡染可以赚到钱甚至到企业上班。宁航员工YEL告诉笔者：“那时宁航来村里招工，我们还以为她是骗子，村里只有6个人愿意去。”随着部分妇女通过合作社或企业拿到属于自己的工资，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相信通过蜡染手工技艺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她们积极学习普通话以及各种蜡染相关知识，以便能更好地胜任自己的画娘角色。伯格认为，次级社会化不需要“重要他人”的情感认同，而只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认同就可继续进行下去［13］117。当地曾经的留守妇女以蜡染技艺为媒介和外界进行沟通和互动，获得了市场的认同，提升了她们的职业地位。
四 、阶层流动：文化建构和自我建构下
排倒莫村妇女的社会建构
社会化要求以合法地位作为基础，而合法地位经常通过仪规或物质象征呈现出来，排倒莫村妇女通过蜡染手工技艺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也是其阶层流动的过程。
（一）社会角色的变迁：从农民到乡村艺术家
角色是任何一个社会世界最基本的组成要素，通过角色扮演，个体才能参与到社会世界中去，通过内化这些角色，相同的世界才会对个体来说在主观上变成真实的。在传统社会，排倒摸村女人在母亲和长辈的心口相传下都掌握了一手蜡染技艺，但由于社会空间闭塞，经济条件落后，她们的这门手艺藏在深闺人未识，不能转化为经济效益。她们在农闲之余全身心地投入蜡染制作，以更好地扮演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这也将她们限制在“私”的领域。
随着蜡染手工产品成为一种具有明显地理标识的文化商品，排倒莫村妇女获得越来越多的尊重，她们由农民变为了“乡村艺术家”。出生于排倒莫村的WAY，在美国表演期间，依靠个人精湛的技艺征服了当地观众而被称为“东方艺术家”。作为当地蜡染技艺的翘楚，她被冠以“艺术家”的称呼名副其实。但对于村里的其他普通妇女而言，虽然随后蜡染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拥有集体文化身份的她们，也不认为自己和艺术有什么关系。随着蜡染手工艺品的知名度增加，蜡染手工企业和合作社成为各方调研和学习的对象，如宁航蜡染与全国36所高校进行了教学研究合作，2018年，来自全世界的研学人数达到15000人。这些访问者被当地画娘淳朴的品性和精湛的技艺打动，称她们为老师，宁航蜡染员工WEL在访谈中说道：“好多外国人和大学生来这里后都叫我老师，他们让我教他们画蜡，说我是艺术家。”耶普认为，身份是个体在特定的社会、地理、文化和政治语境中的一种自我观念［14］。“艺术家”是外国人和大学生等访问者对她们的真实感受和评价，这种评价不断在当地妇女心中内化，在与他人的互动中逐渐形成“我也是艺术家”的自我概念。在调研中，远近闻名的残疾人画娘YEL告诉笔者：“虽然我们没文化，但我们这是做着有文化的事呢。”当地妇女也由此完成了自身的文化身份转换。布尔迪厄认为，声誉属于象征资本，这种资本通过无形的方式，达到比有形的方式更有效的、正当化目的的一种“魔术般”手段和奇特的竞争力量［15］。“乡村艺术家”的声誉使当地妇女跨越了社会阶层，提升了她们的社会地位。
（二）公私领域的变化：从贤内助到经济主导者
帕森斯认为，大多数家庭按照“工具型—表意型”这样的模式来组织，男人为家庭提供了经济支持而承担工具型的角色，妇女则往往呆在家里从事家务劳动，为家庭提供情感支持［16］。女性主义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公私领域的分化体现了家庭本身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在传统社会中的排倒莫村，当地妇女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不仅要在私的领域负责家务和照顾老人孩子，而且要同男人一样下地干活，如合作社社员ZSC所道：“我们以前要做田里的农活、饲养牲口，还要照顾孩子，有空才能画花做蜡染。”男人下地干活回来可以不做其他事情，女人回来需全权负责所有家务。这不仅将她们限制在私的领域，也将她们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她们的从属地位不仅体现在家庭中，也体现在当地的社会事务和经济体系中。
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旅游业的高速发展使传统手工技艺的文化经济属性得到充分体现，这也使排倒莫村妇女开始走出乡村，参与到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从负责打理家庭一切事务的贤内助变为部分家庭的经济主导者和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排倒莫村的妇女通过经营或加入蜡染手工企业（合作社），首先提高了经济收入。被调研的26人中，企业普通员工、合作社社员或作坊成员每月的工资从2200到4300元不等。这相对于以前靠饲养牲口和种植经济农作物获得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甚至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蜡染坊经营者YCY告诉笔者：“蜡染确实很辛苦，但带来的收入也不少，我现在已经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了。”布尔迪厄认为，经济资本占据等级结构的主导地位［17］。经济地位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男女之间公私领域的分化，宁航蜡染员工WNL说：“以前男人不做饭，我们再忙男人都要等我们回来做，现在不一样了，想吃什么直接打电话让他（老公）把饭菜准备好。”同时，经济收入的提高也使部分排倒莫村的妇女参与了公共事务，26位被调研者中，3位是县政协委员、1位是村支部书记，她们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关事务，提高了女人的话语权，改变了传统社会女人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的境况，提高了她们的社会地位。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社会化是人们共同创造的世界形塑个体的思维及行动的过程，排倒莫村妇女在社会变迁下从“拥有蜡染技艺的留守妇女”转变为“画娘”，历经形塑到再形塑的过程，促进了她们的代内流动。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她们分别内化了传统社会构建的规范文化和现代市场构建的商品文化，通过调整自身的社会行为以获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认同：在传统社会，她们努力学习蜡染技艺以获得家庭长辈、村民、夫家的认同；在市场经济社会，她们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艺以获得领导和客户的认同。这也让她们历经了初级社会化和次级社会化两个阶段，她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完成了个体的职业流动，从农民变为专职或兼职画娘。旅游发展虽然使少数民族妇女从传统家庭中走出来，但她们在旅游发展中承担的传统社会角色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使得她们在维持家庭角色、经济生产角色、社区管理角色的平衡中处于两难的境地。大部分排倒莫村妇女在参与蜡染手工艺品生产后住在公司里，或者居住在镇里或县城的家中，已经放弃农业生产和传统的家务工作，主要承担经济生产角色，这不仅让她们成为经济和人格都更加独立的女性，也让她们经历了文化身份的转变，形成了职业地位的相对上升，促进了她们的代内向上流动。
在研究人的职业地位获得模式时，一般后致因素主要包括个人教育水平、初职地位、工作经历、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等，其中教育是影响代内流动的关键，是个体向上流动的主要推动力。但从小缺乏教育机会、成年后缺失工作经历和个人社会关系的排倒莫村妇女仍经历了代内流动，主要原因是她们从小掌握了蜡染传统手工技艺。与社会认定的由学校教育提供的知识和技能不同，蜡染手工技艺这种“地方性知识”缺乏文字，由母亲或长辈口传心授。这种“地方性知识”在闭塞的乡村社会里，是所有妇女共同的知识储备，不能转化为经济收入，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蜡染手工艺品进入到广阔的消费市场，在保持蜡染技艺“原真性”的生产性保护的原则下，蜡染手工技艺成为当地妇女代内流动的中介变量。可见，这种“地方性知识”先于个人的经验而存在，并为后者提供了有意义的秩序。因此，导致个人代内流动的后致因素也应该包含那些非正式教育获得的传统技能，这种“地方性知识”会在时空变化中成为个体重要的文化资本。
当前，对代内流动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个人的社会地位获得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但个体的代内流动是如何发展的，即个体代内流动过程的理论未能得到构建。每个社会都会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形成一种客观现实（即个体所处的情境）与主观现实（即个体的表现）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排倒莫村的妇女来说，蜡染手工技艺是她们的重要意义系统，她们通过蜡染手工技艺与传统乡村社会和现代市场经济建立了不同意义的联系，经历了初级社会化和次级社会化的过程。她们每次进入一个社会世界，并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受前人创造出来的观念以及行为准则等的影响，且被赋予了农民与画娘的社会角色，通过内化这些角色，她们参与到了社会世界中。最终能否形成代内流动主要取决于她们社会化完成的程度，即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之间能否高度对称，如果对称，即达到“成功的社会化”，就能获得职业地位提升和阶层位置上移，从而实现个体的代内向上流动（图2）。
民族地区妇女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贫困往往具有演化性和代际传递性［18］，排倒莫村妇女的贫困曾经也表现出这样的特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她们凭借蜡染手工技艺改变了自己的贫困窘境，实现了代内向上流动，这对我国民族地区妇女的发展具有以下启示：一是民族地区妇女需对本民族文化充满高度的自信。民族文化中包含了民族同胞的审美观念以及真善美的精神品质，“原真性”的民族文化产品具有独特的市场魅力。二是民族地区妇女需通过文化知识和传统技能的再学习，提升自己适应现代市场的各种能力。三是民族地区妇女应抓住当前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振兴中对民族地区扶贫的机遇，主动利用各种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创立作坊、合作社、小微企业等，以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四是地方政府应调整非遗管理思路，除传承人之外，需将当地民众从被动的“被参观者”转化为文化记忆展示的参与者和建构者。五是地方政府应制定各种政策，积极利用传统文化吸引外资，鼓励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制作。六是地方政府应加大对当地妇女的培训，特别是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等知识的培训，提升她们的对外销售能力。
（二）讨论
人类自我的形成既是持续不断的有机体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化过程。伯格和勒克曼提出的个体世界建构的三阶段，即文化建构、自我建构和社会建构，将个体的成长发展纳入到特定的社会文化及社会秩序中进行分析，对人的社会化过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让蜡染手工技艺从一种规范文化变为商品文化，这为排倒莫村妇女带来了一个开放的世界，为她们的职业流动带来了契机。她们以蜡染技艺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通过不断学习提升自己适应社会变迁的能力以实现“成功的社会化”，促进了自身的代内流动。这对民族地区扶贫，尤其是针对妇女的精准扶贫具有较好的借鉴价值。
本文研究的视角仅是手工技艺传承和发展产生的社会影响的一个方面，传统手工技艺的代际传承、非遗传承人的社会角色变迁以及当地妇女地位提高后的性别关系等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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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程 苹)